刘国生 发表于 美国中文网 2015-11-13 00:47，点击这里查看原文
桑兰代 表律师海明于2011年4月28日向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法院递交诉状，我方作为被告，向法院提出撤诉动议，要求法院撤销原告的诉状。我们告诉莫虎，原告在诉状中胡说八道，例如说她在我家“软软禁”、“被封口”、“被压制”等等，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其为捏造虚构。但是莫虎律师告诉我们，法官在这一阶段通常假定原告在诉状中所言属实，既不对原告的证据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，也不考虑被告提出来的任何证据，只是根据原告证据的表面价值，研究其是否被法律所允许， 例如诉讼时效，管辖范围等等。
还没有等法官发表意见，原告就开始不断修改诉状，每修改一次，我方律师就需要提交新的撤诉动议。在短短三个月之内，修改了三次诉状。在修改过程中，原告撤销了一些诉项和被告，又增加了一些诉项和被告，如此翻来覆去，也许是一种消耗被告的手段，但是我们只能不厌其烦，不断接招。助理法官佛朗西斯终于在2011年11月21日做了总结，写了长达31页的报告，建议撤销部分诉项，接受部分诉项。
在此之前，莫虎律师于2011年8月5日发出了惩罚动议，要求法院惩罚原告及其律师海明的滥诉行为。海明律师于同年10月31日辞职。2012年3月，海明律师为了避免受惩罚，与我方达成和解，写了公开道歉信，也支付了5000美元罚金。
2012年5月，海明获悉我方的惩罚动议未获法院通过，开始反悔，要求收回道歉信和罚金等。双方律师又进行文件辩论，海明在为自己辩解的过程中，连“希特勒”也用上了。
2013年4月30日，主审法官沙法官判决海明律师反悔无效。沙法官非常生气，他在判决书中说这个诉讼太丑恶了，律师们（把莫虎也骂进去了）互相攻击而不去解决诉讼纠纷，这种手段极为恶劣。
沙法官严厉批评双方律师（虽然主要是海明）之后，他也辞职不干了。案子又耽搁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法院决定由托雷斯法官接任为本案主审法官。
徐晓冰接手担任桑兰的代表律师后，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，于2012年11月20日向法院递交了第四修改状。至此，桑兰的诉状前后有了五个版本，我方不得不一一表示反对，要求撤诉。助理法官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，于2013年4月19日重写了一份长达66页的报告給新的主审法官托雷斯。
托雷斯法官于2014年2月25日作出判决，有关桑兰起诉时代华纳的诉项，全部被否定，有关起诉我方的诉项，否定了一部分，又接纳了一部分（也就是前文我所提到的四个项目），允许其进入程序。至此，本案的动议阶段结束，开始进入取证阶段。
“取证阶段”（又称Discovery或“发现”）分成三步进行：（1）双方交换证据，（2）互相书面取证，（3）互相口头问话。
从双方交换证据的过程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桑兰方的所谓证据，绝大部分是一些媒体的报道和网友的博客等，拿不出一个像样的证据，而我方提供的证据，则是实质性的，例如《桑兰基金》的账目、结单、税务报表等。
在双方进行书面取证时，发生了奇怪的现象。对方完全放弃向我方提问的权利，一个书面问题都没有提出。我方向对方提出25个问题，要求对方书面答复，对方几乎千篇一律，不正面答复问题，却说还在调查中，甚至说这是律师和客户之间的秘密，不能告知。我方提出抗议，助理法官也认为这是Frivolous（轻浮或不 负责任）行为，要求对方重新回答问题。
取证进入互相口头问话的阶段，桑兰拖延不来，法官最后命令桑兰于10月14日接受我方问话，桑兰于10月11日宣布单方面撤诉，离她第一次递交诉状的时间大约是三年半。
我方发动议，反对桑兰单方面撤诉，要求将诉讼进行到底。助理法官也支持我方的动议，但是需要主审法官批准。
今年4、5月期间，我方再度发出惩罚动议，要求惩罚桑兰及其律师徐晓冰的滥诉行为。徐晓冰于5月12日提出辞职。他随后写密函給托雷斯法官说，如果法官决定惩罚，不应该惩罚他。此密函被法官公布在网上，暴露了他企图逃避责任，将责任推给自己当事人的真面目。
桑兰单方面撤案至今，已经一年有余，案子处于“关闭”状态。我方要求“重开”，主审法官不予理睬，至今不给答复。她为什么迟迟不做决定？我相信她可能也产生了和沙法官同样的感觉：此案太丑恶了…… 助理法官在法院文件中也曾经对此案流露出反感情绪，他说这是在浪费美国的司法资源…… 看来，律师一个接一个辞职，法官也是辞职的辞职，罢工的罢工，这案子能不拖下去吗？
